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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代理）、名誉所长黄旭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9岁。
黄旭华同志，曾用名黄绍强，男，汉族，1926年3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原海丰县），祖籍广东省揭阳市，1945～1949年就读于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黄旭华同志先后在华东军管会船舶建造处、上海市招商局、上海市港务局、上海市船舶工业管理局、北京船舶工业管理局、海军和一机部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十五研究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等单位工作；先后担任七院十五所副总工程师、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历任七一九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代理）、名誉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18年8月离休。黄旭华同志自幼勤奋好学，但求学经历坎坷，于战火纷飞中树立了科学报国的远大理想；大学期间，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培养下，加入国立交通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历尽风雨洗礼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启了不忘初心听党话、牢记使命跟党走的奋斗生涯。黄旭华同志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1958年，因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技术精湛，黄旭华同志被秘召进京，从此隐姓埋名、默默耕耘，30年“人间蒸发”，将满腔热血和智慧付诸中国核潜艇事业，与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人员一道白手起家、潜心钻研，攻坚克难、砥砺奋进，铸就深海利剑，实现了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黄旭华同志的一生，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一生。在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过程中，他运用系统论思想，坚持“在综合上发展就是创新”、“综合出尖端”的科研设计思路，大力倡导常规技术系统集成的科学设计理念，与第一代核潜艇其他总师等密切协作，带领科研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共同攻克了核潜艇研制的七大关键技术——史称“七朵金花”。1974年，中国核潜艇首艇交付部队使用时，他和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科研人员回顾其艰难研制历程，总结提炼出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核潜艇人自立自强、锐意进取、刻苦攻关、创新超越，为中国核潜艇事业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黄旭华同志的一生，是勇毅深潜、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常说：“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1988年，我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极限深潜试验。作为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同志以“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的豪迈气概和无畏担当，亲自上艇坐镇，随艇下潜至极限深度，开创了世界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参加极限深潜试验的先例，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黄旭华同志的一生，是成就卓著、熠熠生辉的一生。2017年至2020年，三度被习近平总书记亲授国家级重大奖励，并作为代表发言。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1996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89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6年，荣获“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2009年，被评为“十大海洋人物”；2014年，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称号；2017年，荣登“中国好人榜”，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被评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2018年，荣获“影响世界华人”称号；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获评“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荣获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黄旭华同志的一生，是勤俭朴实、甘于奉献的一生。他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始终认为党和国家给予自己的表彰奖励是对中国核潜艇事业的肯定和鼓励，自己只是广大核潜艇科研工作者中的一员，要不断发光发热、回报社会。他时刻关心国家科技事业、核潜艇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先后向科研、科普、教育机构捐献自己的奖金逾2000万元。其中，他捐资1100万元设立的“黄旭华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激励着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继承和发扬科学家精神，开拓创新、勇攀高峰；他多次到大中小学作报告、作科普，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宣讲核潜艇精神，在武昌区中山路小学设立“黄旭华院士科技教育中心”，勉励青少年爱党爱国、学好本领、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黄旭华同志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怀“国之大者”，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和国防建设奋斗终身，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用自己无声、无悔、无畏、无私的一生，忠实践行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黄旭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2019年，95岁的黄旭华来到广州，接受广州日报记者张丹的采访。
以下是全文转载：
隐姓埋名30年，至亲离世不相送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对于我们搞核潜艇的科研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恪守着‘隐姓埋名’这个诺言。我就像是在水下深潜了多年浮出了水面，一下子还不太习惯。”
讲到不久前获得“共和国勋章”，他说，从他个人来讲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但中国的核潜艇是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按照组织分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跟大家一道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而已。”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是属于核潜艇研究领域的集体。2019年9月29日，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黄旭华颁发共和国勋章 他继续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世界上科学技术上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在国防科研方面的竞争更是如此，不创新，停留一步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会挨欺凌甚至侵略。因此，我们现在是“任重而道远”，应该更加奋发努力，把核潜艇水平提到更高的位置上。
今年95岁的黄旭华仍然坚持着锻炼的习惯，两年前还会一早在户外打太极拳，但由于身体原因，近两年改成了在室内打太极拳。“养生之道，各有其道。”黄旭华笑着说，每个人养生的门道都不同，但是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
由于腿脚不便，黄旭华在夫人的搀扶下来到了会客厅，讲起话来思路清晰、中气十足，偶尔还会幽默一下，让谈话都变得有趣起来。
“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治病救人，他们的希望以及我从前的愿望，都是能够子承父业继续从医救人。”黄旭华轻轻聊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高小毕业时，恰逢全面抗战爆发。得知县城聿怀中学搬迁后落脚揭西山沟五经富的消息，黄旭华正月初四跟二哥背起行囊朝新校址进发，徒步山路4天，“脚都磨出了血泡”。爬过最后一个山头，目之所及让他不禁心凉，几个四面透风的草棚就是他要找的学校。白天上课，每当日寇飞机响起，老师便拿起小黑板带着大家往外跑，“冬天藏在甘蔗地里，夏天躲在大树底下”，读书上课就像“打游击战”。学校不断搬迁，经历了两年多初中生活后，黄旭华决定投考桂林中学。北上梅州，因错过考期前行受阻，只好在广益中学栖身一载。
1941年初夏，黄旭华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终于抵达桂林，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在桂林中学，每当警报声响起，大家纷纷跑进山洞，“警报一天不解除，就要在山洞挨饿一天”。面对日军狂轰滥炸，桂林满城烟尘、一片废墟，黄旭华忍不住求教老师：“为什么日本鬼子想炸就炸、想杀就杀？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却连个安心读书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太落后了，穷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受人家宰割。”老师回答。“这时候我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学医了，而是要学航空，学造船。”黄旭华说。生于海畔，耳闻目睹日寇登陆沿海、肆意轰炸，面对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船舶系的录取结果，他毅然选择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探寻保卫祖国海域抵抗外辱的人生道路。
黄旭华说，当他在1958年知道自己要研制核潜艇时，就明白他的这一辈子与核潜艇再也分不开了。1954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刚一问世，即被视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时不我待。1959年秋，赫鲁晓夫访华。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艇技术复杂，中国搞不了。对此，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没学过、甚至从来没见过核潜艇的模样，通过一些公开的资料就开始了对核潜艇的研究，当黄旭华和同事们将初步制成的模型与友人国外带回的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对比之后，发现两者几乎一摸一样。
“当时是‘骑驴找马，绝不等待’，驴比马走得慢，土法骑驴上路，一边走一边创造条件，什么时候找到马再换马。”黄旭华回忆说，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使用第一代计算机，而中国科学家用的是算盘、计算尺和稿纸。一般来说，当时一个数字组织一帮人日夜算，都要算几个礼拜。为了对比验算，必须分两组人算，两组算出结果差不多一样，就比较可信了。如果一组算出结果是三，另一组结果得五，则必有一组错，或者两组皆错，那么必须全部作废，从头再来。潜艇要成功下水，其重量绝对不能超标。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老一辈科研人员不得不选择土办法：用磅秤。“当时是咬紧牙关，毫无怨言。”黄旭华说：“当时在船台入口的地方，放了一个磅秤，凡是要拿进船台的无论大小都过秤，都登记好、记录好。”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从1965年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用了不到十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黄旭华说，我国核潜艇事业能取得成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所有科研人员、造船工人、部队官兵的努力结果。“苦战惊天动地事，甘做埋名隐姓人。”出于保密的需要，在研制核潜艇的几十年里，黄旭华一直隐姓埋名，没有回过老家，他的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儿子是干什么工作的。“当时，我夫人就说，我应该回去。”黄旭华有些感慨地说，自己对家里是非常有感情的，但是整个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就顾不了了。“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当时如果我向组织上申请，相信一定会同意的，但这里的工作需要我，同意肯定也是勉为其难，为了不愿组织上为难，所以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过。”黄旭华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他看到有一场足球比赛决赛，其中一支队在最后时刻打入了一粒进球，最终1:0获胜夺得了冠军。当记者询问进球队员当时的想法时，进球队员发表了一大通如“看到那么多球迷的期望”之类的感言，黄旭华则认为是“瞎说”。“当时如果他能够想那么多，肯定那粒球也打不进去了。”他继续说，他们当时搞核潜艇也是一个道理，只是全心全意地去搞，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不然也肯定搞不出来。
1956年年底，黄旭华从上海出差到广东，他在家乡度过了三天。当他离开广东老家时，黄旭华母亲叮嘱他要常常回家看看，“母亲说我过去上学的时候没办法，现在工作了有空可以常回家看看。”当时他满口答应。母子二人谁也没想到，再一次相见时，已经是1986年11月。“那时母亲对于我的工作都避而不谈，和我聊的都是我小时候的趣闻。”黄旭华说，他们兄弟姊妹九人没有一个挨过妈妈的打，母亲对他们个个都喜欢。他介绍说，他的母亲为穷人接生，由于付不起任何钱，母亲也不在意，说“只要等孩子会讲话了，叫我一声干娘就行”。因此，母亲有了许多的“干儿子，干女儿”。黄旭华的母亲去世后，好多头发花白的老人来为她送行，称她为干娘。老人家的遗物不多，黄旭华留下了她的一条围巾，用得已经很旧了。如今，每到冬天，不是特殊的场合，他总会围上母亲的这条围巾，虽然围巾已经旧了，已经粗糙了，但围上它“我总能感觉到母亲还和在我一起”。说着，黄旭华红了眼眶，声音也有了哽咽。“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黄旭华说，但是，国家的需要，他没有其他的考虑。“人家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怎么理解？我觉得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1988年初，我国在南海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至极限深度，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 黄旭华说：“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确保人、艇安全。”“当时的心态是，既有把握，又有担心。”他解释说，他对自己设计的核潜艇有信心，而且也经过了严格的验收，深潜是有把握的。但是，在深潜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超出自己认知”的情况发生，则是会担心的部分。“我要对艇内100多人的生命负责。”于是，他成为了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成功了！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现场的人群沸腾了。黄旭华欣然题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他告诉记者，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还要花时间将自己的资料整理一下。“自己还是有必要将这些资料留给后人，至于能不能用得上是另外一回事，自己要把这些资料留下。”“以前我像潜艇一样，在水底下安安静静搞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干扰。一旦浮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黄旭华说，他经常会给自己讲两句话，一句是“随遇而安，遇事不怒，不攀比，想开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工作上要不断创新，永不知足，在个人生活上，要知足常乐，不攀比；另外一句话是，“琴棋诗画，自得其乐，老来俏，潇洒一点”。“你们年轻人更应该如此，潇洒一点，把生活搞得美好一点。”黄旭华笑着说。
2024年11月16日，广州天省实验学校举行“黄旭华班”设立仪式。黄旭华院士的女儿、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黄峻博士为师生作了《我的父亲黄旭华》专题报告会。她分享了其父亲黄旭华院士一辈子为国家“深潜”隐“功”埋名三十载的故事，并向同学们传达了黄旭华院士对学子的期许，“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请大家牢记时代赋予的使命，珍惜学校为大家提供的学习平台，抓住机遇、打好基础，有理想、有本领，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在科学领域里，要敢于质疑、不断求新、敢于担当，要与时俱进、永不知足。”
来源：广州日报综合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七一九所、中国船舶集团官方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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