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作为检察办案的载体，一纸检察法律文书，兹事体大。
“不能止于一个结果的告知，检察法律文书要有用户思维和产品意识，要把写好检察法律文书当成检察办案的重要内容，把这个认识融入‘血液’中，养成写好检察法律文书的‘肌肉记忆’。”近日，在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勇的推动下，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将检察法律文书作为检察官的一项核心能力，掀起了一场针对检察法律文书的“咬文嚼字”之旅。
作出不起诉决定
被不起诉人为何还不满意
“感谢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但我还有几点疑问……”本以为拿到不起诉决定书，金良（化名）会如释重负，可这猝不及防的几句话，让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慧敏意识到，这纸检察法律文书并未达到当事人预期。
2019年的一天，金良与女友在外吃饭时，与邻座就餐的陈某、郝某发生冲突，打斗中致使陈某鼻骨受伤，经鉴定，陈某伤势构成轻伤二级。事后，双方达成谅解协议。考虑到犯罪情节较轻，检察机关最终对金良作出不起诉决定。
“陈某有错在先，应该受到相应处罚，不起诉决定书上既没有提到这个情况，也没有写明打斗的起因，所以我不满意。”就这样，因对法律文书的不满，让金良成了刑事案件的申诉人。
“我是真没想到，他会如此在意不起诉决定书中的细节。”再度向记者回忆起此事时，张慧敏说，“殊不知，我们这是用自己的立场来衡量当事人的需求，并且形成了习惯认识，自动降低了对检察法律文书的要求。”虽然经过多次沟通，金良最终接受了决定，但在与金良的交流中，张慧敏深刻地认识到，这纸法律文书传递着承办人的办案思路和观点，是当事人感受公平正义的重要渠道，法律文书的事实陈述不全面或者表述容易产生歧义，会极大影响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还有不少法律文书会发向侦查机关、审判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如果法律文书表述不适当、说理不充分，不仅影响检察工作质效，还会影响检察机关的对外形象。”王勇向记者表示。
与法律文书的较真，王勇首先将注意力放在了起诉书上。多年从事公诉工作的经历，让王勇对起诉书尤为重视。“起诉书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法律文书，是检察工作的‘门面担当’。”早在2020年6月，在王勇的建议下，苏州市检察院就制定出台《苏州检察机关起诉书规范指引》。如今这个规范指引，已经走出苏州检察机关，成为各地检察干警的公诉“红宝书”。
今年1月，到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任职后不久，王勇便把该院当月的起诉书看了一遍。“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起诉书错别字很多，有的语句不通顺。还有一份起诉书，检察院的公章盖到空白页上，如果这个文书发了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王勇决定，所有的起诉书，他都要逐一过目。如果有问题，王勇就直接与承办人面对面交流，推动干警强化文书质量意识，提高文书写作能力。在王勇的推动下，一个提升检察法律文书工作能力的评选计划逐步形成。考虑到自己人的习以为常，这次，该院决定将阅评的“尺子”交给外人。
“外脑”阅卷
提出近2万字的点评意见
如何才是一份完美的检察法律文书？
在王勇看来，既要从专业角度，能够借逻辑论证推演出结论，也要从一般公众视角，回应当事人甚至是社会公众的关注。“检察法律文书不能是曲高和寡，也要走好群众路线，让社会大众能够读得懂，看得明白。”王勇说。基于这个考虑，王勇邀请来自政法院校、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媒体单位的多位评委走进了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
按照计划，不起诉决定书、不捕理由说明书和补充侦查提纲等三类文书是首期评选的目标。“这三类文书是实践中常见的法律文书。以不起诉决定书为例，直接影响涉案人切身利益，备受社会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和犯罪结构呈现轻刑化趋势，不起诉决定书适用比例大幅提升，实践中也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陆炜皎说。
如果说不起诉决定书产生的是外部效应，那么不捕理由说明书、补充侦查提纲则影响着政法各机关内部的诉讼效率。“这类文书有助于明确进一步的侦查方向和工作重点，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质效。”王勇说。
就在将所有文书提交“外脑”后的一周，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如期收到了“回信”。在王勇看来，“阅卷人”发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既包括规范性表达方面，如遗漏必要内容、口头用语较多、文书格式不规范等问题，也有法律适用错误、法律引用错误、法律检索不充分等专业问题；在说理性方面，也在不同程度存在着论据不足、说理不充分、逻辑性欠缺和过度证明等问题。
这份洋洋洒洒将近2万字的点评意见，展示着“阅卷人”的群策群力，凝聚着社会公众对检察法律文书的期望。面对这份2万字的点评意见，特别是那些直言的瑕疵与问题，“参赛者们”是怎样的心情？检察干警又将如何看待这些意见？
更新理念
促成法律文书“文风之变”
“这份文书是我两年前写的，现在回头去读，有些地方竟然自己也看不明白了。”左国军，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也是参评案件——姚某等5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的承办检察官。
“写好一篇文章，要经历从规范性到准确性，再到说理性这三个层次，要求是一层比一层高。如果说规范靠的是平时习惯，准确靠的是精益求精的态度，那么说理则需要不断地学习、练习。”王勇向记者表示，首期评选后，承办部门和承办人对文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加上案件管理的“助攻”，如今法律文书中的不规范、错误也越来越少。
“现在经手的法律文书，需要修改的地方明显减少，一些涉及简单罪名案件的文书格式、表述等也形成统一、规范的表达习惯。”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闵亚莉告诉记者。
“自己能深刻感受到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书写法律文书时，我们不但要输出检察官的观点，还要站在当事人甚至是社会公众的角度去审视这个观点，历经反复修改、打磨，这样也能对案件有着更全面地理解。”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李洪伟表示。
“对文书质量的高要求，确实可以倒逼承办检察官全面查清事实。”在王勇看来，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不仅包括构罪的事实，还包括事情的起因、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影响量刑和起诉必要性考量的事实。以往，因检察法律文书写得不深刻，这类事实容易被忽略，导致了检察办案的效果有所折扣。
“表面上看是对检察法律文书工作的新要求，根本上则是检察办案理念的新要求。”王勇向记者介绍，现在干警们从观念上转变了、从态度上重视了。尽管转变的过程会有几分不适，但一旦养成规范严谨的习惯，形成了“肌肉记忆”，对检察干警而言，将会终身受益。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