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世界上体量最大、类型最丰富的数据资源“富矿”，在数据要素属性越来越明确的今天，如何高效高质地挖掘数据价值，需求十分迫切。2022年7月8日，在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多位专家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分享观点。综合来看，目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尚处初级阶段，还有数据定价、安全与信任、交易机制等多方面问题需要完善解决。

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广东省汕头市举办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在会上演讲指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7.7万亿元，全球规模占比仅次于法国，增速达到17.8%，位居世界第一，高于全球数字平均增速7.9%，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与特点。其中，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正在不断加速。赛迪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我国数据总量占全球占比将接近30%，是世界上数据体量最大，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张立认为，庞大的数据要素价值亟待释放。今年以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对数据要素作出了专章部署。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探索数据开发和数据治理的新模式，广东、广西、重庆等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案陆续出台，推动数据共享，流通、挖掘潜在的数据价值，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在演讲中表示，近年来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行业实践的重点，我国数据价值化正沿着资源化、资产化和资本化三个阶段推动。数据资源化阶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而数据的资产化和资本化还处在探索中。

王志勤认为，技术应用、市场流动、制度设计，三路并举，正成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中国模式。

在技术层面，区块链、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技术，为解决数据撮合，价值分配，隐私安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成为推动数据要素流动的关键技术路径，通过体系化的技术安排确保数据流通协议的确认、履行和维护。解决了数据要素各相关主体间的安全与信任问题。

在市场层面，王志勤认为，我国的整个数据要素市场仍然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我国数据权利分离已初步形成共识，现阶段呈现出数据定价以协商定价为主，数据交易主要靠场外交易。

但与此同时，数据要素市场呈现主体小、散、差，市场流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为此要加快构建多类型、多层次、多样化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区分数据类型，开展数据分级分类，区分交易层级，建设多层级的交易市场，区分交易场所，发展场内和场外的交易。

在制度方面，数据基础制度是释放数据价值的重要保障，涵盖产权交易、分配、安全治理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尚待形成。目前我们国家在数据安全制度初见成效，其余的制度设计方面，仍然处在探索建立阶段。

王志勤认为，通过技术、市场、制度三个维度共同发力，可以推动我国数据要素价值，由资源化加速向资产化，资本化方向演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副总经理陆志鹏表示，对过往十几年来我国21个数据交易中心和交易所研究发现，数据交易基本发生在数据服务层，基本上难以对原始数据实现规模化高效交易。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存在数据确权难、流通方式无法确定、利益分配定价难计量难、安全问题四个方面的困难。

“数据资源是变动的、分散的、海量的，而数据应用也是变动的、海量的。两者之间连通还非常复杂。”陆志鹏说，而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从数据字段到数据应用之间应该需要一种中间件，使两个不稳定状态中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连接器，陆志鹏称其为“数据元件”。

陆志鹏认为，有了“数据元件”之后，可以对原始数据进行“两次分离、三阶段确权”，从而让数据资源的权属问题得到确定。可以将数据的人格权和数据的财产权分开，财产权又可分为所有权和运营权，让数据主体和数据持有主体分别对应所有权和运营权。

在确权过程中，首先是数据资源阶段，数据为多所有主体。然后进入“数据元件“阶段，可以由一个数据运营商或运营中心，把数据归集起来脱敏，联合开发商一起加工成“数据元件”，使数据从多所有主体变成双所有主体（元件开发商和数据运营主体）。再到第三阶段即数据产品阶段，由双主体成为单一主体（数据产品商），从而解决确权问题。陆志鹏认为，在第二阶段，这个数据运营主体应该具备公信力，比如由事业单位来运行。

在解决确权问题之后，应如何定价？对此陆志鹏提出了三种方法：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据其解释，这三种方法也是对应数据资源的三种阶段。在资源阶段，可以数据规模为基础、成本法为主进行定价，即采集数据和保存数据花了多少成本，就按成本定价。在“数据元件“阶段，因为数据元件是对数据经过脱敏加工的一个初级产品，含有信息量，有一定的价值，此时就以价值为基础、以收益法为主进行定价。

而到了产品阶段，则可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市场化进行定价。陆志鹏认为，通过这三阶段三种方式，可使整个数据资源定价分配问题得到有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