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从潮汕到南洋，顺利的话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华侨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回家一趟，他们不惜将很多时间和金钱花在路上，只因故乡是他们唯一的牵挂和眷恋。从侨批中，可以看到当年华侨下南洋艰难的真实写照，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心系桑梓的眷眷之心。

　　有趣的是，从一些侨批中可以看到，汕头埠早年在发生疫情时，已有了完善的检验检疫制度。华侨在途中也发生了被“隔离”或被拒登船出境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往返两地所需耗费的时间就更长了。

　　辗转一月 从潮汕到印尼

　　一封清光绪年间从印度尼西亚的班达亚齐市寄回潮汕的平安批，可以看出华侨们走一趟南洋有多不易。“……于人月下旬拜别后，至六月初一抵汕头，十一日搭轮舟（船）至梹埠，转轮船至亚齐系七月初一日也……”从汕头到达印尼的亚齐，就已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而从另一封侨批中可以了解到，在到达汕头之前，这位华侨是于五月廿四日在家动身的：“……男又五月廿四日在家起身，六月初一日到于汕头广南昌行……”也就是说，一趟下来，共花了35天时间，需要多次转乘轮船：从故乡乘船到达汕头，再从汕头乘船到达马来西亚的槟城，再从槟城转轮船到达印尼的亚齐。而且“陆路叨天庇，举止平安”，也即是中间没有一点阻隔。除了时间长，花费也不少，这封批信中还提到：“俱一用之盘费计二十四元。”据当时的来往侨批可以看出，24元不是个小数目，初到南洋的人经常凑不到回家的路费。

　　而一封侨批大概要寄多久呢？侨批都是通过批局的人乘轮船自带到汕的。也就是说，人走一趟需要多长时间，侨批就需要寄多长时间。有时碰上特殊情况，一封批信寄出到等来回批，历时几个月；如果不幸被弄丢，就是苦等几个月也等不到回批。

　　“本欲寄多些物件，怎奈此时船无直透（直接）到汕，携带物件非常艰苦，我守本份，不敢寄他再多。”侨批研究学者沈建华介绍说，从一些侨批可以证实，上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马来西亚轮船没有直航汕头，潮汕华侨要寄邮包就十分不便。马来西亚来往中国的侨批和邮包，都必须经一艘名为“茂生轮”的邮轮中转，这艘邮轮往来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大约两三个月来回一趟。

　　隔离5天 防疫严格耗时长

　　从一些侨批中可以看到，汕头埠早年在发生疫情时，已有了完善的检验检疫制度。华侨在途中也发生了被“隔离”或被拒登船出境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往返两地所需耗费的时间就更长了。

　　一份寄自新加坡的侨批，信中提及“卅日抵叻。英政府不准登陆，全船华侨并买客单，皆载入棋樟山，冻港五天，至二月初四日方得登崖（岸）。”侨批研究学者辛镛说，这是当年国际海运一个防疫措施，到达目的地后，不准船上人员即时上岸，而要“冻港五天”，即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岛上先呆了5天，相当于隔离观察期。

　　另一封侨批则提到，父亲让水客代为带儿子到新加坡去，谁知儿子在登船前，被查出有砂目，只能中途折回。“……接云文高儿此次本拟携其同来，因在汕头检备处，称有目砂，故尔中途折回……”辛镛认为，清朝末年，汕头曾经遭遇过几次从南洋传入的热带传染病，死伤严重，于是从灾难中吸取教训，逐步建立了近代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

　　连发5笔 只为亲人脱困境

　　一封看似普通的侨批，在得知背后故事之后不由令人唏嘘。远在古巴的华侨李维亮得知国际航空邮路恢复正常运转，心里非常激动，已多年没办法给家里写信的他提笔疾书给母亲邓氏写信，并寄上国币200大元。但李维亮不知道的是，家乡满目疮痍，很多侨眷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离子散，他的母亲已在三年多前因侨汇断绝，贫病、饥饿交加离开了人世，一封本想给亲人带来欣慰和喜悦的银信，却成了阴阳两隔呼唤母亲的催泪家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侨批汇路几近中断，获知家乡遭受巨大灾难却无法救济，很多侨胞心急如焚，当战后侨汇一开放，侨胞们就迫不及待地往家乡寄银信，但因汇路还不是很通畅，战后寄批的人又很多，致使出现了不少“积批”的现象。

　　新加坡华侨林思曾“二战”刚结束，得知“侨汇开放之第一日”，便立即“奉上国币壹万元”，并且连夜写了侨批，信末特地注上“当地政府宣布侨汇开放后是夜十一时书”，可见其对家乡亲人之迫切牵挂。而另一位华侨林展开就更加“急性”了，他在战后两月间连寄了3封侨批和5笔汇款。第一封是在民国卅五年（1946年）元月初六日寄的，并附上国币四千元，但没有收到回音，于是又暗汇去国币四万元和国币二万元两笔汇款，“到时查收，切切回批来知为要。”过了10多天，又寄出第四批款给祖父及岳母共9万元。两天后，再次给祖父寄来第5笔侨批国币2万元。前后一共寄了17多万元，可见他是多么想为家人解脱因8年断绝侨批而陷入的困境。

　　【专家点评】

　　旧时，潮汕有一首民谣，道尽过番的艰辛，“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

　　每次过洋，假如是顺风顺水，行程需一二十日。假如碰上风波，则需要一个多月的行程。大海茫茫，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因疾病、饥饿和缺水而死的人，不在少数。

　　出洋谋生的人，都是出身社会底层，文化水平不高；到了南洋，只能从事底层次的劳动，收入低，生活境况不佳。所以，在各种侨批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行情冷落，入不敷出”、“商业凋蔽，取利无门”、“左支右绌，生计艰难”等语。有的“番客”在外几十年才能回家一趟，有的甚至一辈子不再回来，客死异乡。

　　疫病也是坐船过番人的心头大患。例如，嘉庆庚辰年间（1820年），潮汕多地流行霍乱，当时的海阳、揭阳、澄海受灾尤深。学界普遍认为，霍乱是伴随泰国等地往来潮汕的海船而生。1894年，潮汕鼠疫大行，《申报》报道，“（香）港中患疫之人往往附舟至汕头，至后无一生还。”加上当时卫生医药落后，瘟疫的发病与死亡率极高。

　　而对于那些在家苦等却音讯渺茫，还要赡养父母抚养儿女操持家业的潮汕妇女来说，其境况同样凄惨。所以又有民谣唱道：“前世无身修，嫁着夫婿到外洲。去时小生弟，返时留白须。” 这其中，多少辛酸，多少泪，多少默默流逝的青春和无穷无尽的等待，最终都寂寞地归入苍凉的命运之中，令人喟然而叹。

　　（辛镛）